在電影上映前,導演何蔚庭南下高雄國際勞工影展參加「台北星期天」的放映座談,主持人是「不能沒有你」的男主角陳文彬喔!

雖然活動已經結束一段時間,但主辦單位很細心的整理兩人當晚的對談,沒有參加映後座談的朋友,不妨從中瞭解導演對電影的想法喔!


陳:當初為何選擇用比較詼諧的角度詮釋在台外籍移工的生活呢?

何:我當初覺得用幽默的手法來呈現他們的故事是最直接的做法,因為如果用負面、說教的方式去陳述他們悲慘的生活,會讓觀眾產生距離感;用喜劇的方式,可以讓觀眾在笑與感動之中、認同他們,因為認同他們的角色,你就會以「人」的角度去理解他們。我希望這部片可以讓人認為外籍人士也是普通人,他們也有自己的情感,並不是一個符號。目前為止,除了移工反應特別好之外,學生或者是進戲院的族群對片子有些反應,很多人甚至覺得說看完了會哭,因為他覺得自己也像搬沙發的人,因為年齡到了一個階段就開始自己創業、有房貸、有壓力,生活比較多挫折,所以會認同兩個主人翁。這是我在放映的時候聽到的反應。

 

陳:我看到這部片子就想起大學時候跟同學搬著床墊回家的過程,尤其又遇到下雨,不管是窮學生也好,或是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人,總是會遇到這樣的一個過程,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社會發展過程。我想請問導演,這個影片其實非常全球化,我們知道你是來自馬來西亞籍的導演、編劇是印度籍、攝影師是美國人,還有菲律賓的投資,又拿到台灣的國片輔導金------,這真是一個題材與製片過程上都相當全球化的作品。但我知道你在推這個片子的時候,有些戲院擔心說這個片以菲律賓籍移工為主題,屆時會有比較多的外籍移工朋友來戲院看,然後把台灣的觀眾嚇走。所以請問導演是否可以談談目前戲院推片時遇到的困難?第二個困難就是聽說新聞局的國片輔導金說片中的國語發音部份不夠多,要求何導演重新配音。請針對這兩個部份講一下。

 

何:我當初覺得台灣滿國際化的,但發音這件事讓我開始不確定。近期舉辦的世運、聽奧都標榜國際化,可是國際化不能只是一個口號,要真的像紐約ㄧ樣能夠接受各種族群的人,而且每天感知到他們的存在。我是馬來西亞人,在美國念書,所以對我來說,跟每個國家的人一起做事很自然。戲院方面的問題、基本上我也沒有想要有像「葉問二」那樣的發行規模,我當初的策略就是台北市三家戲院,中南部我就靠單場放映讓大家知道。台北常態放映國片的三家戲院,在試片的過程他們也覺得不錯,但陸續開始出現各式各樣的藉口、不方便放,今年的國片產量也不少,所以我們目前只在光點獨家播放,這對票房滿傷的,所以我們希望未來會有多幾家戲院來播放。再來是國片輔導金的問題。現在輔導金的金額與補助次數都增加了,許多城市也提供補助,但是量多沒有用,國片還是缺乏放映管道,在戲院根本沒辦法與好萊塢影片相比。甚至有些片子,台灣是唯一比好萊塢早七天放映的國家,這是一個淪陷的市場,讓好萊塢電影進來不用課稅。其他國家多少有制度規定一年要放多少國片,像菲律賓規定戲院有一個月必須播映國片,為什麼台灣沒有這種策略?我感到非常的吃驚!當然,我不排斥好萊塢電影,但這件事情上我覺得非常弔軌。我們本來不想報輔導金,就直接跟新聞局說這是外片吧!但他們說這不是外片,因為你們外資不夠多,所以請我們報輔導金,申請階段過後就拿到輔導金。通常輔導金是分階段領的,到第三階段,新聞局看到這部電影就嚇壞了,可能他們看腳本是中文,但他們講的是菲律賓話,但我也不可能把腳本寫成菲律賓話讓你審,所以他們就開始說你這個比例不一樣等等,而且開始想各式各樣的方法讓我們解決。說實在的這是他們行政上的錯誤,所以我們不太擔心,但是為了要取得他們的同意,決定錄製台語版,配音完還必須在某個戲院的某個時段特映一場台語版,那就好交代,其實只要不阻止上映就好了。

 

陳:啊?兩個菲律賓人演的電影要配成台語?這感覺不會很奇怪嗎?

何:我覺得政府要我們配上國、台語,一定是有個堅定立場。他們很矛盾要我們交兩個拷貝,一個台語,一個原文。而且為了配台語版必需花錢,但花的就是輔導金啊!配好拿去交差,輔導金的錢就是納稅人的錢,整個事情就是一直在繞圈圈,做台語拷貝一次要二、三十萬,為了交差我用輔導金花二、三十萬,其實這件事情是很浪費,但我們不做審片就不會過。


陳:這個過程真是荒謬,通常認真做事的人常會遇到荒謬的狀況就是公務人員的死守法規。上層沒人願意負責任,下層沒人敢做決定,這樣常會讓老百姓無所適從。我想這部片子目前遇到的狀況,大概就是如此吧?我不知未來《台北星期天》有沒有其他機會到高雄來?但是今天很高興我們「高雄國際勞工影展」有機會邀請這部片子到高雄來首映。現在開放現場的觀眾發問。

 

何:高雄縣鳳山市東亞戲院在播放,如果有希望推薦朋友去,只是高雄市的朋友們可能要走遠一點了。

 

觀眾A:這部片子算是我今年看過新銳導演中最好的,我想知道這個劇本是否是印度人的劇本?因為兩個人的對話感覺起來滿即興的,是照本演出,還是有臨時發揮的部份?

 

何:我和印度編劇合寫的。其實當初故事是我想的,因為我人住在台北,印度編劇沒來過台北,也不熟悉菲律賓人。但我覺得那不是問題,因為情感是全世界都可以通用的。所以我寫了故事大綱,他幫我改,來來回回,而他也是一個住在美國的印度人,所以這些外勞、移民的生活還蠻熟悉的,所以這對我們來說都不陌生。當然我們寫的東西都只是藍本,這兩個演員非常棒,劇中的很多對白都是他們即興演出,所謂即興演出並不是隨便加東西,他們都會先跟我說,主要的方向對了,我都會讓他們加,所以有些小動作和對白都是他們臨時改的。他們的基本素質是非常棒的。喜劇是非常困難的,要能夠不搞笑又好笑。所謂國際化就是你要跟外國人合作才知道自己的水平在哪裡,跟菲律賓演員合作會發現他們的確比台灣演員素質高,雖然國力比較落後,但是演員的英語非常棒、演技素質很好,不只是漂亮的臉孔而已,而且他們都非常認真,這是我覺得台灣演員要學習的地方,不能只靠花邊新聞或漂亮的臉孔就覺得自己可以獨挑大樑。

 

觀眾B:導演本人和編劇都不是菲律賓人,為什麼會選擇菲律賓人?動機是什麼?

 

何:會拍這部片是因為我以前看過導演波蘭斯基在50年代拍了一個黑白短片《兩個男人和一個衣櫃》,整個故事就是兩個男人搬了一個衣櫃跑來跑去,那時覺得這個畫面非常有故事性,想要發展成一個長片,幻想這樣的畫面發生在台北市會有什麼感覺?但是台北人不可能這樣搬東西,他們會請個卡車找工人或外勞搬就好了,我想會做這些事情的人應該是沒有資源的人,僑生、留學生或外勞。我在紐約大學讀電影時,好朋友是菲律賓人,對他們比較熟悉,我覺得他們很樂觀、很樂天派,而且兩三年前亞洲週刊還說菲律賓人是最樂觀的亞洲人。他們有天主教與西班牙的背景,會唱歌又會跳舞,所以我覺得用兩個菲律賓外勞來搬東西是合理的。其實我也希望拍馬來西亞人搬東西,但是馬來西亞人在台灣不是那麼多,我覺得台灣人在台北市搬東西不是那麼可行,如果是這樣的話,好像我在特別批評什麼東西,但我並不是為拍外勞片而拍外勞,只是故事設定中需要外勞這樣角色。對我來說,電影就是電影,創作是無國界的,我也不會因為說要拍《台北星期天》而故意炒作成議題導向的外勞片。以創作者的來說,你要拍外勞片就要深入了解他們的生活,我花了一年的時間的時間去做田野調查,和很多外勞和教堂神父聊天,甚至還去他們的外勞活動中心住一晚,基本上就是跟他們聊天,很多菲律賓外勞覺得我片中反應的東西非常真實,尤其是片中那外勞跟外遇對象約會後打電話回家,有個外勞跟我說她跟一個男生約會時,他常在她面前打電話回家,所以我把這些素材都累積起來讓劇情比較真實。我雖然不是菲律賓人,但我花很多時間去了解他們,所以我拍出來的東西很真實。

 

陳:今天中午在聖若瑟勞工主保天主堂放映的時候,我發現有些效果和反應是剛剛台灣觀眾所沒有的。例如片中寄芭比娃娃會去的那一段引起很多反應,可能他們都會寄貨物回去。我知道何導演花了一年的時間在台北的各個外籍勞工宿舍和他們做互動,我覺得很可惜的是沒有機會讓外籍朋友和台灣朋友坐在一起看片,不然我們就可以透過「看」與「被看」的過程,反思自己與他者的存在。究竟是我們的眼睛在看外籍移工朋友呢?還是他們的眼睛在看台灣人呢?因為在台的外籍勞工其實很難自由活動,所以這一次我只能主動去他們的教會、宿舍去放映。

 

觀眾C:為什麼結局是沙發沒搬回宿舍,而是將他們送回菲律賓?

 

何:他們宿舍沒有沙發,沙發的符號就是回家在沙發上休息看電視,所以很多家庭的互動都發生在沙發上,而他們的想法是要一個「像家的感覺」,可是在搬沙發的過程中,他們發現這個把沙發當作家的寄託是很荒謬的。離鄉背景來這裡工作的人,把家人放在故鄉,基本上重要的是要回家,在異鄉找不到家的感覺,所以在搬沙發的過程中,他們覺得越來越不可能。把沙發搬回宿舍警衛會答應嗎?屋頂上放張沙發就會像在家嗎?基本上不太可能…所以最後他們只想找個舒服的地方,在河邊過個舒服的夜晚,因為在宿舍簡直是不可能,他們已經放棄回宿舍的幻想了。所以早上他們醒來之後,當然有點失落,但是之後看到他們在菲律賓繼續講新的夢想。這就是小人物的夢想,小人物永遠都在做夢,想開早餐店開不了,又會想開咖啡店,有這種夢想持續在,沙發就只是一個寄託。我不拍他們被遣送的過程,因為我覺得沒有必要的,那是他們自願的,而且遣送在開場就已經講出來了。

 

觀眾D:片中有一些台灣人對外勞的負面印象,導演在這一年和外勞朋友相處後,你覺得台灣的外勞政策有哪一些是不公平的地方

 

何:我聽說他們的基本工資還蠻低的,又還有很高的仲介費,我跟工廠的外勞聊過,把錢寄回家後,他們一個月只有三千塊可以生活。還有一些要照顧老人家庭雇傭要全天候工作,都沒有休假,而且菲律賓在台辦事處跟我說,有一些外勞跟雇主發生關係,或是有家中老人和小孩都是外勞在照顧,小孩和外勞的互動比父母還多。外勞政策的問題還要花一些時間討論。今天下午我和一個老師討論,他說星期天中壢車站有好多外勞「好恐怖」,他用恐怖來形容?再者我有個朋友在中山北路的婚紗店工作,她頭髮很長,很多女性外勞朋友也喜歡把頭髮留很長,她說我星期天都不敢出門,因為怕被誤認為外勞。政策面先不說,其實還是很多人對他們有歧視。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的顧玉玲有寫過一本《我們》,聽說外勞是不能捐血的,因為他們覺得外勞的血問題比較多。其實他們來台灣前要身體檢查三次,為什麼要對東南亞人那麼恐懼,他們有些地方其實比台灣還進步。大家覺得他們是第三世界國家,我覺得台灣才是第三世界國家,你看他們的都市是多麼國際化,但是在台灣只有一個101,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奇怪的心態。我就是以外勞的眼光在看台北,他們跟自己的人混在一起,你會發現影片剛開始三十分鐘幾乎都沒有什麼中文出現,等到他們開始搬沙發時國語才進來,星期天是他們活動的時間,都是他們熟悉的世界,等到他們搬沙發時離開熟悉的世界,進到台灣人的世界,我用外勞的眼光在看台北,把台灣人看做是外國人。你到中山北路的金萬萬大樓會發現,那裡其實像東南亞,招牌都是英文、說的都是菲語,會覺得自己是個外國人。

陳:所以,這是你創作的內在企圖嗎?台灣演員在裡面的角色位置,又是如何被看待呢?

何:其實我就是想用這個角度,用外國人的角度來看這個城市。當然因為他是喜劇,我用了幽默的方式來說警察、騎機車的人、甚至記者。其實很多都是我對台灣現象的觀察,我用外勞的角度來批評一下台灣的現狀,比方說台灣媒體的荒謬現象,記者快速發問問題、不求證,甚至有點像是在拼業績的態度,我覺得很常碰到。所以我不意外記者會把菲律賓外勞說成是印尼外勞。拍片時我直接請那演員學張雅琴,她說的英文都是假的,我甚至跟她說,妳就學華航空姐講英文,如果你比較熟悉英文,會發現華航和長榮航空所說的並不是真的英文。外國人其實不太聽得懂,這就是另一個批評台灣國際化的作法。這些演員其實蠻支持我的,我跟曾寶儀說:妳會很遠、遠到看不到妳的臉。她說沒關係;我跟張孝全說:你沒有對白喔!他說沒關係,因為他扮演了一個蠻重要的角色,每次他出現,觀眾都會對他比較了解。我覺得這些台灣演員的的戲雖然很少,但是觀眾都會記得他們,因為他們的角色很鮮明,所以他們不介意。

我要順便說一下,我們只從菲律賓帶了四個人過來,其他都是素人。那個黑人神父,他真的是神父,不是我們安排的,好玩的是,當初腳本裡沒寫黑人,所以你看別人的國際化比我們還快,其實在台灣很多黑人,他們台語都說得很好。當初我只設定找個菲律賓人演神父,這過程真的是太妙了,現實生活走得比電影還快,電影只是反應生活。劇中熱心的菲律賓太太,當初想設定的是雖然語言一樣,但是也會有溝通的問題,我發現很多嫁來台灣的菲律賓太太裡面,他們的先生都是開計程車的。我現在還不太了解為何會有這現象,但是我就把我觀察到的東西放在裡面。當初去教堂裡找演員,我就問哪一位會講菲律賓方言,有位太太舉手,我就順便問她說:妳先生是開計程車嗎?她說是,所以我的田調做得蠻成功的,裡面的菲律賓素人演員,有些是外勞,有些是嫁過來的,那個菲律賓太太甚至已經是台灣人,她拿了台灣的身分證。

觀眾E:拍攝這部片子過程中,給你最大的感受是什麼?

何:拍這部片最有趣的地方是,你看各式各樣的人他們在台北這樣生活,但是國籍卻不一樣。例如說我們的製片是法國人,但他住上海,我的菲律賓投資商他太太是台灣人,卻住上海,所以我碰到很多都是外移工作者,其實大家彼此並沒有國籍上的障礙。另外,我補充一下,剛剛陳導演說希望可以讓外勞和台灣人一起看,我們台北光點靠近中山北路,我們現在的希望就是每個星期天把他們拉到光點。

 

陳:因為場地時間的限制,雖然欲罷不能,但我們的時間已經到了。最後還是希望各位回去後可以用力推這部電影,大家邀請朋友、家人一起到電影院去看這部電影。如果你家裡有外籍移工朋友,不管是開工廠的或是家庭看護工,都希望你們可以邀請外籍移工朋友們與你一起到戲院去看電影。(如果你可以請移工朋友們看,那就更好了!)謝謝何導演拍這麼好的電影,謝謝各位朋友,請大家多多支持「台北星期天」!

 

何: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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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星期天》2010歡笑上映

pinoysunday 發表在 痞客邦 PIXNET 留言(1) 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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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匿名
  • 為什麼一小時後的片子,剪片剪的很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