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都有人叫我放棄”‧何蔚庭堅持圓夢

(獨家報導‧吉隆坡/台灣)


何蔚庭表示以前幾乎每天都有人叫他放棄,但是他一直往前走,想證明自己可以做到。

(圖:星洲日報)

馬來西亞籍導演何蔚庭執導的《台北星期天》剛在台北上片,第一週末(5月7日到5月9日)在台北市兩間戲院的票房就已經超過38萬台幣(約馬幣3萬8000令吉)。該片也入選台北電影節的劇情片,將和其他9部電影角逐7月揭曉的最佳劇情片獎項。

39歲的何蔚庭在台北接受《星洲日報》專訪,他說:“馬來西亞是多元化的社會,我們在多元的語言和宗教環境中長大,這個背景讓我很容易融入不同的社會。我今日走過來,拍了第一部長片《台北星期天》我都是一步步的走。我想當導演已有20年了,以前幾乎每天都有人叫我放棄,但是我一直往前走,我想證明我可以做到。尤其父親開雜貨店供我去紐約念電影,鼓勵我實現夢想。我想光耀我的雙親。”

“我的母親是傳統華人婦女,父親開雜貨店,他們20年來一直支持我發展夢想。他們聽我說要當導演已聽了20年,這部長片是第一次在院線發片,一般人可以買票進去看,他們知道自己兒子當導演了,20年,現在真的實現了。”何蔚庭和他的台灣妻子胡至欣在台北接受專訪時,感懷的說。

18歲離家台灣落腳

何蔚庭表示,這些日子,他住在馬來西亞的父親天天透過電腦上《台北星期天》的部落格,瞭解兒子每天的生活。週日(5月9日)母親節時,他和母親通電話,母親也很高興。何蔚庭對母親說:“這部電影是我送給媽媽的母親節禮物。”

“我是一步步接近電影的,我18歲就離開家,習慣漂流,在多個城市漂流。”何蔚庭18歲離開大馬,先到加拿大的多倫多讀英文,本來可以讀到畢業,但他心想,加拿大不是美國,距離夢想還有距離,於是又轉校到洛杉磯,輾轉到紐約大學讀電影。“我從18歲就習慣一個人,從頭開始,沒有任何人脈。從加拿大、洛杉磯到紐約,都是這樣子。畢業後在紐約工作兩年,父母親希望我回亞洲,所以我後來在新加坡工作了一段期間,但也不習慣。當時我妹妹在台北的政大讀書,家人也多來過台灣,所以我很自然就來到台灣。起初做廣告導演,起步就花了兩三年。今年已是我來到台灣的第9年。”

寫影評投《星洲日報》

何蔚庭很早就喜歡電影,在馬來西亞的麻坡中化中學念高中時,喜歡寫影評,陸續投稿到《星洲日報》,大約寫了10篇。當時為了寫影評,他看了中國和港台影評的書,由於繁體和簡體字都看得懂,兩岸三地的影評他都能吸收。“寫了多年影評之後,想想自己老是批評別人,為甚麼自己不拍電影呢?於是我就去找資料,想看看那裡可以讀電影。後來在台灣出版的《光華雜誌》上看到介紹紐約大學。我讀高二時就想,想去國外讀電影,當導演。”

靈感來自《兩個男人與衣柜》

何蔚庭童年出生在麻坡,“小時候沒事就愛看電影”,上有姐姐,下有妹妹。“20年前讀電影這種事,在亞洲一般是不瞭解的。但是我家人一直支持我。”何蔚庭說,他的父母親出生在大家庭。“年輕時我父親會拉二胡,又會畫漫畫,他很有藝術天份,我想這個影響了我。小時候爺爺、爸爸常帶我去看電影,長大後,我自己去看電影。念中學時,我幾乎每天都去看電影,爸爸也不介意,只要我功課有照顧到,做完功課就去看電影,他也沒有阻止我。”

何蔚庭在紐約大學念書時,看過波蘭導演羅曼波蘭斯基拍攝的短片《兩個男人與衣柜》,內容敘述兩個人搬衣柜在路上走來走去。於是來到台北的何蔚庭思索,如果這樣的事在台北市發生,會不會更有趣?他思索,拍攝出《台北星期天》敘述兩個菲律賓人在台北一週日,為了把一張街頭的紅沙發搬回宿舍,因而發生的奇遇。何蔚庭表示:“這部電影是公路電影,需要事件充實,劇中敘述兩個主角的旅程,那旅程讓他們有了新想法。這是他們的奇幻的旅程,剛開始有寫實基礎,接下來有許多奇幻想法,之後,做了一個有關家鄉的夢。在夢裡回家了。”台灣影評人聞天祥在評論中指出:“何蔚庭導演技巧的穩健流暢、文質相符,應該是同期新銳當中最好的一位。”

希望像奇連伊士活

何蔚庭很崇拜美國導演奇連伊士活(Clint Eastwood),“他已80歲了,到現在還在拍電影,希望我到80歲時像他一樣,還在拍電影。”同時,他也崇拜台灣出生的名導演李安,“李安是華人導演,但他跨地域、跨東西方的拍攝手法,這些都讓我佩服。”對於未來,何蔚庭說:“我當然希望有機會拍攝一部在馬來西亞發生的電影,更寬廣的說,我希望拍攝多元風格的電影,不會局限在一種風格裡。”《台北星期天》的監製是何蔚庭的妻子胡至欣。多年前,何蔚庭第一部短片去康城影展參展時,與當時在台灣故宮博物院工作的胡至欣認識。返台後,何蔚庭致電胡至欣,開始交往。兩人結婚兩年多,有個孩子一歲多了,生活幸福。

報導來源:http://ent.sinchew-i.com/node/20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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